新一波改革亮點在哪？

　　強世功(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)：三中全會提出最重要的口號是“法治中國”，這個概念并不局限在傳統(tǒng)對法律司法體系的理解，而是對國家治理模式的理解。這一理解會帶動中國政治體制建設的根本轉(zhuǎn)型，即如何在法律框架下重新擬定黨和國家的關系。中國未來會架構新的憲政模式，在我理解就是黨國憲政體制模式。中國會慢慢從“法治中國”這個入手點奠定未來新的憲政秩序和模式，這是三中全會改革最大的亮點。

　　汪暉(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)：《決定》有兩個重心，一是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，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�！稕Q定》可以說事無巨細，比政府工作報告還要全面廣泛，受到的重視也更大。這反映了當代世界一些政黨和國家關系發(fā)生變化，即政黨國家化。《決定》涉及如此廣泛的內(nèi)容，除了黨的體制，“兩會”對此起什么作用？人大有沒有相應的審議過程？黨如何通過政治協(xié)商程序征求意見？這個模式還需探索。中國政治改革的框架會在這個方向上有一個變遷。

　　蕭功秦(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)：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標，是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半現(xiàn)代國家，向以社會為本位的現(xiàn)代國家轉(zhuǎn)型，是從“強國家-弱社會”逐漸變成國家與社會均衡的結構。公報提出把市場經(jīng)濟作為決定性力量，表達了中國想通過新一波改革來克服第一階段改革所面對的矛盾，使國家進入更具有現(xiàn)代治理水平的體制。鄧小平的改革可看作鐵腕改革，是新權威主義的1.0版本�，F(xiàn)階段的改革目標，是從“半開放的官僚市場經(jīng)濟”向全面開放的成熟市場經(jīng)濟的方向轉(zhuǎn)變，最終實現(xiàn)“小政府大社會”，這可理解為新權威主義的2.0版本。這兩個版本都是為了避免傳統(tǒng)集權國家在現(xiàn)代化過程中容易陷入的政治參與井噴和連鎖效應，都是為在政治穩(wěn)定條件下，通過大幅改革實現(xiàn)向民主體制的軟著陸。

　　楊雪冬(中央編譯局研究員)：中國政治正在向常態(tài)化回歸。原來改革是黨推動老百姓，但現(xiàn)在是社會推動著黨和國家。決策者認為這是倒逼機制，我覺得是回到正常的機制。每個人都像《決定》起草者一樣發(fā)出聲音，說明社會在成熟，有力量把智慧傳達給決策體系，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更均衡。《決定》表述的意識形態(tài)色彩也越來越淡。習近平用直白的長篇報告講述《決定》的起草過程，可能也是黨歷史上第一次，說明這個國家、政黨努力適應社會的發(fā)展。這一代領導人的成長和國家的成長，特別是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同步的，所以他們更有這種勇氣膽量說出更直接的話。

　　王占陽(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)：近年對中國特色越來越解釋為與世界不一樣，而鄧小平說的中國特色是跟蘇聯(lián)不一樣，是面向世界、面向未來、面向現(xiàn)代化，主要實踐方式是改革開放。這次三中全會明確中國特色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，強調(diào)現(xiàn)代性和世界一般規(guī)律，這是向本來的“中國特色”的回歸。三中全會重新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，明確了按照市場經(jīng)濟一般規(guī)律能走向社會主義，市場經(jīng)濟才能帶來財富的噴涌和社會的平等、民主、法治，帶來真正的社會主義。這次報告把政治體制改革內(nèi)容分散到其他部分，未全部集中論述。把它們集中起來看，則是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政改方案，也是必要的補課。

　　是集權，還是分權？

　　楊光斌(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)：我理解國家治理體系現(xiàn)代化就是“有能力的有限政府”。第一，權力有邊界，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很多方面就是壓縮政府權力邊界。第二，權力受制約。有邊界的權力若不受約束也很可怕。印度、墨西哥等國政府權力有邊界、受約束，但其國家行為能力弱，因此國家還要有能力。成立超部門利益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，是負責任、有能力的象征。為何用權威的辦法解決分權的問題？西方是通過經(jīng)濟社會組織的成長演變?yōu)閲�家，而發(fā)展中國家建設路徑則相反，經(jīng)濟和社會組織癱瘓了，通過戰(zhàn)爭制造國家集權，國家建設過程中必須要分權，誰來分？無疑得有權威的中央政府。一個超級權威的機構建立有限權力，不是悖論，是多國的歷史經(jīng)驗。

　　秦暉(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)：其實很多方面我們已比西方更市場化，區(qū)別在于我們限制市場化的機制和他們不同。他們限制市場機制的是福利國家、強勢工會、NPO(非營利組織)治理、公眾環(huán)保干預，我們則主要是國家壟斷、官僚特權、市場中的“權家通贏”。中國未來走向與其說取決于市場化成分還有多大擴張，不如說更取決于“非市場”的一塊怎么改。中國要朝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方向發(fā)展，就要走出“封建市場經(jīng)濟”陰影，多一點以社會平等、公共福利、民眾的公共利益干預為代表的社會主義。市場化要進一步推進，也只能通過制約權力使政府退出市場，而不是政府推卸責任把百姓拋向市場，或者說不能用擴大政府權力來擠壓市場，而要用增加政府責任來補充市場。

　　不管是分權還是集權，權力都應是可制約的。如果分權但權力不制約，那就變成諸侯林立;如果集權但權力不制約，就變成秦始皇體制，二者都是我們不希望的。無論聯(lián)邦制還是單一制國家，制約權力這個方向應該是普適性的。

　　華贊(美國未來趨勢國際集團董事長)：中國融入世界是宏觀大趨勢，是重新格式化人類命運的。中國融入世界團體，內(nèi)部和外部的要求會迫使其機制越來越透明、公正、公平，參與性、包容性強，政府干涉越來越少。但有限政府不是只減少政府影響力，而是不該管的少管，該管的多管。現(xiàn)在環(huán)保管得太少，應管得更多。中國的思想精神、民族和國家的靈魂凝聚力是意識形態(tài)，也要管得更多，且提供導向性引導，使民族素質(zhì)和中國軟實力大大提升。

　　王占陽：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，既是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，也就是全能政府進一步要變?yōu)橛邢拚�府，包括向市場、社會組織放權、事業(yè)單位“去行政化”等等。地方官員一般不愿放權，而把權力緊緊抓在手里，沒有的權力他還要抓過來，怎么能放權呢？只有集權才能迫使下面的干部放權。這次改革實際是要以集權推進分權。設立一個小組、一個委員會，還有三個垂直系統(tǒng)，這是高度集權。但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提出要分成中央事權、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和地方事權三種權力，然后相應配套財稅權限、責任。

　　楊雪冬：沒有一個國家是單純集權或單純分權，都是雙向進行。從中國的歷史來說，某些時間需集權，某些時間需分權，但不能走極端，必須相對均衡。過去30多年改革，社會和個人自由空間相對擴大，在此基礎上實現(xiàn)更多的集中，可能對中國發(fā)展更有好處。

　　中國改革會走向何方？

　　楊光斌：《決定》是一個政治改革大清單。一般人認為是社會經(jīng)濟體制的改革，但事實上它是政治改革。政治不光是政黨、政府問題，說到底是技術、經(jīng)濟、社會體制帶來的變化，比如開放互聯(lián)網(wǎng)對中國政治生態(tài)革命性的改變，這就是政治。經(jīng)濟、行政和社會體制改革的結果都表現(xiàn)為政治生態(tài)的變化。政治就是關于資源的權威性分配。《決定》是重大利益的重組，是政治改革問題。

　　蕭功秦：最近“左”和“右”兩種極端主義思潮重新崛起，想通過“新文革”或“茉莉花革命”的方式改變中國政治秩序。但隨著三中全會的新方針和“改革60條”推行，“左”和“右”的兩種極端思潮將被邊緣化，極“左”、極“右”思潮將向“中道理性”靠攏，中間派社會共識將可能成為社會主導力量。“中道理性”和“中道共識”的發(fā)展是中國特色民主體制形成的重要先決條件。

　　華贊：中國進入世界舞臺將扮演什么角色？最理想的是中國從內(nèi)轉(zhuǎn)向外，從引進者、模仿者、學習者變成貢獻者、領導者甚至價值觀的引導者。中國很多的文化理念和歷史以及價值觀會去影響世界，而不只是被世界所影響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中國崛起是和平的，不但對世界沒有危害，而且通過價值觀、信仰、思想和精神引導世界，做出貢獻。

　　強世功：理解中國體制不能只看1982年憲法，一定要把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黨章納入到憲政體制理解。最近中央提出黨內(nèi)法規(guī)的五年規(guī)劃，在黨的運作方面完全法治化。法治中國不僅要看政府，還要看黨。黨和政府在新的憲政框架下，在黨章和憲法的互動機制里，將產(chǎn)生新的政治理論思潮、法學思潮。

　　汪暉：中國改革是當代世界提出的挑戰(zhàn)，遠比學者解釋的更廣闊深刻。要找到新的概念和范疇描述這些新挑戰(zhàn)。如果沒有對這些新現(xiàn)象的把握，就會受語言的誤導走到別的方向，沒有抓住今天的問題到底哪些是新的、哪些是舊的。▲(本文整理自環(huán)球時報2014年會“中國改革勁，亞太變數(shù)多”第一議題“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：繪制改革新藍圖”的發(fā)言討論，該議題由楊銳主持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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